在’99岁初，蔡元培的家乡浙江教育出版社推出的由蔡元培研究会主编的18卷本《蔡元培全集》已全部出齐。这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、最具权威性的蔡著全集，是80年代以来蔡元培研究工作不断深入的一个重要成果。
蔡元培一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，而尤其表现在文化教育上，这是同他具有文化创新发展的卓越见解分不开的。
蔡元培进步文化观中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，就是反对专己守残之陋见，对中西文化要兼收并蓄，择善而从，融汇贯通。他曾深入剖析了清末流行的所谓“中体西用”的思想对我国学术发展的严重束缚。他指出，在民元之前，“北京环境多是为顽固派所包围，办学的人不敢过违社会上倾向，所以，当时学校的方针叫做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。故教者、学者都偏重旧学一方面，西学方面不容易请到好的教习，学的人也不很热心，很有点看作装饰品的样子”，这严重阻碍了科学的发展。而民国建立之后，由于“国体初更，百事务新”，一些人又“大有完全弃旧之概”。他认为这些都是片面的，不足取的，因而在文化学术和课程建设的取向上，主张“贯通中西”，创新发展。
在对待外来文化问题上，蔡元培积极主张广泛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，提出大学教学内容要针对“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”。他认为，一个民族文化的进步，都包含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和消化。他举例说，中国自汉至宋吸收了印度文明，在哲学、文学及美术方面，“得此而放一异彩”。但自元以来的六百多年间，与欧洲文明虽有接触，然未尝有大量的吸收，只是墨守前人已有的成就，有如冬蛰之动物“日趣羸瘠”。他痛感近世中国由于封闭、隔绝，在学术文化发展上大大落后于西方，因而再不能继续在“固有的范围内，固有的特色上进化。”他在北大广泛容纳西方的新文化新思潮，允许不同学派的观点自由讨论，使学生通过广泛接触加以比较、吸收和创新。同时他还把对东西文化兼容的主张，作为北大课程改革和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。1921年蔡元培赴欧考察期间，还亲自邀请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到北大讲学，后虽因故没有实现，但推动了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。
蔡元培还认为，对外国文化思想应择善而从，简单模仿，照搬照抄，只是一种稚拙的举动；而全盘欧化，则是消亡自己民族的特性、同化于他人，是完全错误的。他以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责任感，勉励我国留学生应具坚强毅力，发奋图强，“能保我性，则所得于外国之思想、言论、学术，吸收而消化之，尽为‘我’之一部，而不为其所同化”。他认为吸收外国文化，不仅要吸收外国文化的成果，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先进的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旧有文化，以创造新义，求得更进一步的发展。他主张中国不但在“发明的科学”（指自然科学）方面应采用“西洋方法来试验”，而且“就是中国固有的学问”，即传统文化方面，“也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”。
我们的时代大大向前发展了，今天的中国已处在自觉的对外开放，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新时期，但在学习外国和文化发展方面，面临的问题却与历史有某种近似之处。蔡元培的上述思想在新的世纪也仍是常青的智慧之树，是值得重视的。
（梁柱：北京大学教授）
